古代日本的幕府時期，即德川幕府，在這個時期的日本，講求人與人之間個體的關係，他們並沒有國家一體的思想和觀念，藩與藩之間雖然都效忠上級將軍，將軍效忠於天皇，但是各藩之間並無交集，將軍之間亦各自為政。
即使是承擔政治責任的武士階級，亦直接效忠於他們的主家，即他們的藩主，並且是絕對的忠誠。日本的啟蒙思想家福澤渝吉的一句話很好的很好的闡述了當時日本武士與藩，藩與將軍，將軍與天皇的關係，即「食其祿者死其事。」
而他們這種關係開始逐漸瓦解，武士忠誠意識開始演變，發生在幕末時期。幕末時期即德川幕府所統治的最後時期，這個時期是日本歷史上比較動蕩的時期，最主要體現在，他們的思想開始發生一些巨變；
比如說武士的藩意識思想開始逐漸演變成為天下意識，他們對於領主的忠誠逐漸開始潛移默化成為對於天皇的忠誠，（個人認為幕末時期武士忠誠意識的演變也是催化倒幕運動的原因之一）意識的改變是不會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漸變化形成的，這就不得不提及幕末時期對於武士忠誠意識演變十分重要的一個人物——吉田松陰，作為日本幕末時期武士忠誠意識演變的先驅者和過渡者，在此我們就以吉田松陰為例，對幕末時期武士忠誠意識的演變進行闡述。一、吉田松陰其人吉田松陰是日本江戶時代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生前的許多思想對於推動日本歷史的發展都有著不可小覷的作用。其生於長州藩，幼時受家庭影響便有一顆愛國之心，弱冠時曾學儒學，漢學功底深厚，尤其讚賞認同孟子的一些思想，因生活於兵學世家，在加上傑出的才能，在青年時，便成為山鹿流兵學的傳人。
因為深受家庭教育的影響，再加上長州藩藩主毛利氏對其頗為欣賞、厚愛，對藩主效忠報恩的念頭一直紮根在他的思想中。但是幕末時期的日本群狼環伺，西方列強虎視眈眈，在這樣一種國情之下，愛國護國的思想在吉田松陰的腦海中漸漸的萌生出來，他認為西方列強虎視眈眈並不可怕，只要大家團結一致，眾志成城，便能保家衛國驅逐列強，這便是天下意識開始形成的初期。二、「藩意識」和「天下意識」我們知道吉田松陰對自己的藩主毛利氏有著絕對的忠誠，但是當時日本的國情，讓他的思想產生了一些改變，一些「天下意識」在他的腦海中萌生。關於日本幕末維新時期「天下意識」的發展，大致可以細分成為三個層次：第一，對日本的存在的自覺；第二，對日本作為一個整體的生死存亡、安危利害的關心；第三，為了日本整體的利益進而不惜否定藩的存在。吉田松陰此時發生了第一層意識的覺醒。
嘉永四年（1851年），吉田松陰被准許隨藩主遊學江戶，但是由於手續問題無法拿到通關文書，吉田松陰為了完善自己的思想，為了驗證「天下中的長洲」這一觀點，毅然決定脫藩。最後的結果證明，他的選擇沒有錯，正是因為脫藩遊學，使他的眼界變得開闊，吉田松陰的意識由第一層的對日本存在的自覺演變為了第二層對日本作為一個整體的生死存亡、安危利害的關心。
於是除了對於藩主的忠誠之外，他還產生了對於天皇的忠誠，而且在他的心中，這兩種忠誠不僅沒有產生矛盾，而且還起到了互相強化的作用，由此而避免的思想上的衝擊和糾結，使他始終保持著一種行動的單純和熱情，但也卻因如此而使他的思想不能進一步發展進入第三層。三、「國體論」思想的形成安政元年《神奈川條約》的順利簽訂，雖然暫時的穩定了日本的局面，但是只是保一時的風平浪靜。吉田松陰認為，當時日本最根本的問題是激發日本君臣上下的敢死之心，他在安政二年時曾寫道，「可憂者, 人君無效死弗去之志, 臣民無親上死長之心焉耳。大抵策士之所憂, 末也, 君子之所憂, 本也。」
由此，他還提出了「國體論，」一度體現了國家一體和對天皇的效忠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強調絕對效忠，並且將此視為日本不會亡國的原因之一，他曾在安政二年說道，「吾邦自有可恃者而存焉。封建之侯伯也, 世祿之將士也。是以其所守之土地, 則祖宗之土地也。其所養之將士, 則祖宗之將士也。其忠義思報豢養之恩, 其敢勇願試練熟之藝, 比之滿清郡縣之吏、調募之卒, 強弱之分, 不啻霄壤, 是所以可恃也。」正因為有世代相傳的武士對主家的效忠，使日本較之被入侵的滿清，有著守住國土的極大優勢，除此之外，吉田松陰還將這種世代追隨主家的武士的忠心類比為對於天皇的忠心，這亦是「國體論」產生的 緣由。
其二，他放棄了儒家的普遍主義原理，認為儒家「良禽擇木而棲」的思想不適合日本特殊的國情，從而轉向了日本的特殊主義。
其三，吉田松陰雖然提倡效忠於天皇，但是他對長州藩卻有著絕對的忠誠，比如說，他不提倡長州藩的武士放棄長州藩去其他的藩效忠，但是他又鼓勵外來者來長州藩效忠，這一點與他的「從一而忠」思想有些矛盾。
其四，他否定了德川幕府統治權的絕對性，認為天皇是聖神正統的存在，全力是不可侵犯的。
其五，尊皇攘夷，認為擁護天皇是攘夷的唯一手段。但是他後來又否定了自己尊皇的思想，這就十分矛盾了。
綜上，關於日本幕末時期武士忠誠度的演變，主要是由對於主家的絕對忠誠，開始變為對於天皇的忠誠，一國萬民的思想開始在日本萌芽發展，並開始逐漸成長。
參考文獻：
[1]唐利國.論日本幕末時期武士忠誠意識的演變——以吉田松陰為例[J].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6):86-93.
[2]羅賢達.日本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構造及其局限性——以幕末日本內憂外患的危機背景為視角[J].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學報,2017,24(04):116-119+144.
論日本幕末時期武士忠誠意識的演變——以吉田松陰為例
古代日本的幕府時期，即德川幕府，在這個時期的日本，講求人與人之間個體的關係，他們並沒有國家一體的思想和觀念，藩與藩之間雖然都效忠上級將軍，將軍效忠於天皇，但是各藩之間並無交集，將軍之間亦各自為政。
即使是承擔政治責任的武士階級，亦直接效忠於他們的主家，即他們的藩主，並且是絕對的忠誠。日本的啟蒙思想家福澤渝吉的一句話很好的很好的闡述了當時日本武士與藩，藩與將軍，將軍與天皇的關係，即「食其祿者死其事。」
而他們這種關係開始逐漸瓦解，武士忠誠意識開始演變，發生在幕末時期。幕末時期即德川幕府所統治的最後時期，這個時期是日本歷史上比較動蕩的時期，最主要體現在，他們的思想開始發生一些巨變；
比如說武士的藩意識思想開始逐漸演變成為天下意識，他們對於領主的忠誠逐漸開始潛移默化成為對於天皇的忠誠，（個人認為幕末時期武士忠誠意識的演變也是催化倒幕運動的原因之一）意識的改變是不會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漸變化形成的，這就不得不提及幕末時期對於武士忠誠意識演變十分重要的一個人物——吉田松陰，作為日本幕末時期武士忠誠意識演變的先驅者和過渡者，在此我們就以吉田松陰為例，對幕末時期武士忠誠意識的演變進行闡述。
一、吉田松陰其人
吉田松陰是日本江戶時代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生前的許多思想對於推動日本歷史的發展都有著不可小覷的作用。其生於長州藩，幼時受家庭影響便有一顆愛國之心，弱冠時曾學儒學，漢學功底深厚，尤其讚賞認同孟子的一些思想，因生活於兵學世家，在加上傑出的才能，在青年時，便成為山鹿流兵學的傳人。
因為深受家庭教育的影響，再加上長州藩藩主毛利氏對其頗為欣賞、厚愛，對藩主效忠報恩的念頭一直紮根在他的思想中。但是幕末時期的日本群狼環伺，西方列強虎視眈眈，在這樣一種國情之下，愛國護國的思想在吉田松陰的腦海中漸漸的萌生出來，他認為西方列強虎視眈眈並不可怕，只要大家團結一致，眾志成城，便能保家衛國驅逐列強，這便是天下意識開始形成的初期。
二、「藩意識」和「天下意識」
我們知道吉田松陰對自己的藩主毛利氏有著絕對的忠誠，但是當時日本的國情，讓他的思想產生了一些改變，一些「天下意識」在他的腦海中萌生。關於日本幕末維新時期「天下意識」的發展，大致可以細分成為三個層次：第一，對日本的存在的自覺；第二，對日本作為一個整體的生死存亡、安危利害的關心；第三，為了日本整體的利益進而不惜否定藩的存在。吉田松陰此時發生了第一層意識的覺醒。
嘉永四年（1851年），吉田松陰被准許隨藩主遊學江戶，但是由於手續問題無法拿到通關文書，吉田松陰為了完善自己的思想，為了驗證「天下中的長洲」這一觀點，毅然決定脫藩。最後的結果證明，他的選擇沒有錯，正是因為脫藩遊學，使他的眼界變得開闊，吉田松陰的意識由第一層的對日本存在的自覺演變為了第二層對日本作為一個整體的生死存亡、安危利害的關心。
於是除了對於藩主的忠誠之外，他還產生了對於天皇的忠誠，而且在他的心中，這兩種忠誠不僅沒有產生矛盾，而且還起到了互相強化的作用，由此而避免的思想上的衝擊和糾結，使他始終保持著一種行動的單純和熱情，但也卻因如此而使他的思想不能進一步發展進入第三層。
三、「國體論」思想的形成
安政元年《神奈川條約》的順利簽訂，雖然暫時的穩定了日本的局面，但是只是保一時的風平浪靜。吉田松陰認為，當時日本最根本的問題是激發日本君臣上下的敢死之心，他在安政二年時曾寫道，「可憂者, 人君無效死弗去之志, 臣民無親上死長之心焉耳。大抵策士之所憂, 末也, 君子之所憂, 本也。」
由此，他還提出了「國體論，」一度體現了國家一體和對天皇的效忠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強調絕對效忠，並且將此視為日本不會亡國的原因之一，他曾在安政二年說道，「吾邦自有可恃者而存焉。封建之侯伯也, 世祿之將士也。是以其所守之土地, 則祖宗之土地也。其所養之將士, 則祖宗之將士也。其忠義思報豢養之恩, 其敢勇願試練熟之藝, 比之滿清郡縣之吏、調募之卒, 強弱之分, 不啻霄壤, 是所以可恃也。」正因為有世代相傳的武士對主家的效忠，使日本較之被入侵的滿清，有著守住國土的極大優勢，除此之外，吉田松陰還將這種世代追隨主家的武士的忠心類比為對於天皇的忠心，這亦是「國體論」產生的 緣由。
其二，他放棄了儒家的普遍主義原理，認為儒家「良禽擇木而棲」的思想不適合日本特殊的國情，從而轉向了日本的特殊主義。
其三，吉田松陰雖然提倡效忠於天皇，但是他對長州藩卻有著絕對的忠誠，比如說，他不提倡長州藩的武士放棄長州藩去其他的藩效忠，但是他又鼓勵外來者來長州藩效忠，這一點與他的「從一而忠」思想有些矛盾。
其四，他否定了德川幕府統治權的絕對性，認為天皇是聖神正統的存在，全力是不可侵犯的。
其五，尊皇攘夷，認為擁護天皇是攘夷的唯一手段。但是他後來又否定了自己尊皇的思想，這就十分矛盾了。
綜上，關於日本幕末時期武士忠誠度的演變，主要是由對於主家的絕對忠誠，開始變為對於天皇的忠誠，一國萬民的思想開始在日本萌芽發展，並開始逐漸成長。
參考文獻：
[1]唐利國.論日本幕末時期武士忠誠意識的演變——以吉田松陰為例[J].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6):86-93.
[2]羅賢達.日本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構造及其局限性——以幕末日本內憂外患的危機背景為視角[J].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學報,2017,24(04):116-119+144.